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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八宝山殡仪馆做主持:葬礼没有预演,也不能彩排

2019-04-12 10:15作者/编辑: 四川殡葬网 来源:中国日报网阅读次数:72

  暖心

  我在八宝山殡仪馆做主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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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别仪式开始前,靳中学在整理逝者遗体身旁的鲜花。

  “我是靳中学,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人生告别会,我希望我的葬礼没有哀乐,我想要亲耳听到,想要亲眼看到大家聚在一起聊聊我的人生,我的生活。”3月22日下午,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往日肃穆的告别大厅,一场“生前葬礼”正在《欢乐颂》的背景音乐中举行,一个一米八二的汉子活生生地面向众人,为自己告别。

  生前告别 挽回许多“来不及”

  “妈妈,这是老靳叔叔,什么时候我也能站在上面?”靳中学的同事、丧礼策划工作室主任王静的孩子在新闻报道中认出了靳中学。

  尽管童言无忌,王静又常年在殡仪馆工作,对死亡的理解已比常人超脱,但是作为母亲,听到孩子突然说起葬礼,她还是用力避开一些不安的念头。

  那个曾经决定她从事殡葬服务行业的场景又浮现出来。

  2008年,王静刚到八宝山殡仪馆工作,单位组织去公墓参观。

  一座被可乐和足球环绕的坟墓,让众人驻足不前。

  墓园管理者解释,墓里安葬着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,因意外去世,母亲的哀伤与思念久久不能断绝——几乎每天,这位母亲都会带着一个足球、一瓶可乐放到坟墓周围,对着墓碑聊天。

  “那一刻,我觉得生命的逝去离我很近,有些事却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。”王静自己成为一个妈妈后,开始尝试去理解那位母亲。

  “在家里我会跟孩子说‘我爱你’,可是我没法跟孩子说‘有一天你走了我怎么办’。”王静说,中国人自古以来忌讳言死,但是很多事情不可预料,明天的事情发生了不可能再倒回来。

  “往往让人们唏嘘不已的是那些年轻生命的逝去。”工作13年,靳中学目睹了无数生死两个世界的离别苦楚,“因为我们不愿意将死亡与年轻联系在一起”。

  在北京,每年约有10万名逝者在全市12个殡仪馆火化,每天187辆主色调为黑白的殡仪车辆奔驰在大街小巷、往来于太平间、家庭和殡仪馆,其中四分之一的目的地为八宝山殡仪馆。

  “也许你会说,我才20岁不到,死亡离我还远。那么我比你们年龄大,就一定更接近死亡吗?”靳中学在生前告别会上说,“我想不是的,死亡的必然性决定了无论年龄大小——你、我与死亡的距离都是一样。唯一的区别是,我们是否准备好了面对死亡。”

  “他想跑一次马拉松、想拥抱每一个认识的人、想大声对父母说出‘我爱您’、想陪孩子去参加一次野外露营、想为自己做一个全面的体检。”在筹划这场生前告别会之前,王静和同事们回忆了那些真正离去的人临终来不及实现的愿望,“他们其实很想做准备,但是没有平台、没有机会。”

  王静说,生前告别会就是给公众提供一个平台、一个仪式感的东西,让他们在心里默默做好准备,给予一些生命教育的补足。

  “没人愿意当主人公,我们自己来做。”靳中学主动承担了这场八宝山殡仪馆史无前例的生前告别会主角。

  “葬礼没有预演,也不能彩排,因为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说,还没有来得及做,就已经结束,遗憾伴随生命的离去而永远无法弥补。”靳中学在生前告别会上说出了长期压在心头的悲伤——因为他的妈妈不久前去世。

  很长一段时间,靳中学无法从悲伤中走出,“如果可以重来,我会把手头上的工作放一放,多回家陪陪父母,听听他们的唠叨,下厨再给他们做顿饭菜。”

  生前告别会后,靳中学的妻子发现,丈夫脸上的忧郁终于舒展开来。

  生命最后一站的引导者

  3月底这场葬礼家属预定的时间很早。

早上6点,刚睡醒的北京城例行堵车尚未开始,靳中学在一片清冷中赶到八宝山殡仪馆大堂,一大串钥匙碰撞哗啦一声,大门被打开。皮鞋敲击着地面,在楼道里笃笃作响。

  这天的告别仪式不在大堂举行,靳中学要去二楼换上工作服——黑色风衣、黑色长裤、深蓝色领带,对镜正衣后就向服务分理厅赶去。那里是逝者到达八宝山殡仪馆的第一站。

  服务分理厅与平日常见的电信营业厅类似,4台电脑桌分布在厅内四角面向过道,业务员为逝者家属查询、登记、指引。只是门前不断停下的灵车、推着灵床接引逝者的礼宾、捧着遗像握着一束白菊的孝子贤孙让人意识到这里应当肃穆。

  在帮助家属登记逝者的信息时,靳中学打了两个电话协调同事布置东大厅、调派灵车。

  办完手续后,靳中学小跑到东大厅,将在这里主持告别仪式,提前察看厅内的布置,确认家属需要播放的背景音乐,调节好音量。

  靳中学这次服务的逝者生前是一位学者。此时,东大厅门外已悬挂挽联,学者的同事、学生们手持白色菊花背着清晨的太阳站立。

  休息室内坐着互相倚扶的家属。靳中学进去轻声说,他要去请逝者,家属们请准备去通道门口等候。

  从服务分理厅向东不过百米就到了与火化厅相连的东大厅。出于尊重,这段距离也需要用灵车请送逝者。

  当学者的遗体从灵车中抬下,家属中间开始传来此起彼伏的啜泣。

  “三鞠躬。”靳中学引导宾客向鲜花翠柏中的遗体三鞠躬。这次是简办,与电视上常见的葬礼类似,朋友、同事献上一束白菊致哀,与家属握手致意,唯一不同的是大厅回响的不是哀乐,而是学者生前最喜欢的一首交响乐。

  随后便是告别仪式最易失控的时刻——家属再看逝者最后一眼。无数句曾经来不及说的话此刻都可能涌出,无数次来不及表达的感情此时都会喷发。

  此前,靳中学已与家属沟通,让3位家属陪伴与逝者感情最深厚的亲人。

  靳中学走到灵堂前,看着悲痛的家属痛哭宣泄十几秒后,引导其他家属平抚他们的情绪,他还要时刻防止家属用手触摸遗体——那就代表现场完全失控。

  4位礼宾从后台走来,向逝者敬礼,将遗体请上灵床,推往火化厅。

  临出门那一刻,靳中学回头拦住依依不舍的逝者亲人。挂着白色窗帘的门打开又关上,靳中学一人走进火化厅,面对遗体鞠躬,目送逝者被推进火化间。

  靳中学和同事们有时被叫做主持,有时是司仪,有时是策划人,靳中学更愿意被称为引导员,引导逝者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站。

  “虽然是在为逝者服务,但更多的是服务生者。”靳中学说,家属需要沟通、协调、平抚、疏导。

  这也是靳中学选择从事殡葬行业的初衷。14年前,他还是一家国企的技术员,对殡葬、死人的事从来没有过想法。

  2004年年底,靳中学一位朋友的妈妈突然去世,看着那个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如遭雷击不能自主,靳中学站出来帮忙料理后事。

  一段时间过后,朋友告诉靳中学,那几天脑袋里都是空白的,除了悲痛就是悲痛,身体像个木偶——靳中学就是一旁帮忙牵线引导的人。

  “来到殡仪馆大家都很悲伤,如果来了之后依然不能释怀,那是不圆满的。”靳中学说,整个葬礼应该是一个逐渐宣泄释放的过程,其实我们最终是想通过葬礼让活着的人更好地活下去,让生者慰藉,让逝者安息。

  两年后,靳中学从国企辞职,来到了八宝山殡仪馆做引导员。

  八宝山外的敬与畏

  今年1月30日,广西百色一位老师因学生家长在殡仪馆工作而孤立孩子,这条新闻深深刺痛了靳中学和同事们。

  外界的忌讳,让他们遭遇过许多尴尬。

  刚从国企辞职到八宝山殡仪馆工作不久,靳中学邀请初中同学来家做客。

  推杯换盏之际,他发现背对着大门的那个同学时不时地扭头望一下门口,神色忧惧。

  靳中学马上理解了,主动和他对调了位置。

从那以后,在新朋友出现的饭局中,靳中学尽量避开聊到自己的工作,也向老朋友提前打招呼不让他们提及,“并不是认为别人会怎么看我,大家开开心心出来吃饭,尽量避免因为我的工作给别人造成不安”。

  与靳中学类似,出生于1987年的董子毅也是“半路出家”,10年前选择来八宝山时就遭到了来自亲人的反对。

  “哪怕你开公交车去,累点儿,我们也不愿意你去那儿。”董子毅从部队转业,当时来武装部招聘的有国电集团、积水潭医院、公交公司、地铁公司,还有一个就是八宝山殡仪馆,董子毅选择了后者,但是父母坚决不同意,连八宝山三个字都不愿意听到。

  “我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甚至倔强的人。”董子毅说,八宝山离家近,工作稳定,照顾父母也方便,最后他还是来到了八宝山殡仪馆。

  “不能穿工作服回家,回家先洗澡。”董子毅的父母也表达了原则性立场。

  董子毅说,我们父辈这一代人对死亡有畏惧,从心理上有一股忌讳。

  直到董子毅的奶奶去世,父母的态度出现改变。

  “家里人都不知道怎么办丧事,自然由我来带着他们办,我的同事们提供服务。”董子毅说,整个过程颇为顺利。

  老人在医院去世,遗容不太好,“张着嘴、头发凌乱、气管也被切开”。在八宝山殡仪馆,父母和亲戚们亲眼目睹董子毅的同事们为老人清洗、穿衣、化妆——从逝者沐浴间出来,“奶奶就跟睡着一样”。

  “这些事我爸爸、大爷、姑姑不一定都能做到,我八宝山的同事们做到了。”董子毅说,事后父母非常满意和折服,“对我工作的态度也彻底转为支持”。

  相比于两位师兄,1991年出生的游江南没有面临这些压力。

  2012年,她大学同学的男朋友出车祸去世。她到八宝山殡仪馆参加葬礼送别。